湖南东部的一个村庄院落里，一场“选角”正在进行。十几名缅甸女孩沉默地坐在角落，有人低头，有人眼神警惕。38岁的江西人陈江穿行其中，像是在挑选一件贵重的商品。“看中了就能签协议钱坛子，付钱之后直接带走。”中介王禀信誓旦旦。
最终，陈江选中了23岁、代号“yin yin”的女孩，并支付了18.8万元现金。他在一份《婚姻介绍协议》上签了字。协议有效期一年，明确规定：若女孩非真心实意或擅自出走，经核实后，甲方需全额退还所有彩礼；待生育子女后，甲方将协助办理孩子落户及双方结婚登记手续。签约日期为2025年2月15日。王禀作为甲方签下名字，并拍着胸脯保证，“跑了，我全权负责。”
然而，这份重金买来的安稳仅维持了数月——在经历了两次退换后，他带回的第三位新娘最终失踪了。在这条隐秘的跨国“婚介”产业链上，陈江们是最终的付款方。那些短暂成为他们“妻子”的异国女性，则是被反复利用的、有保质期的“商品”。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大量线索，帮助进一步还原了这条产业链的运作全貌。
对买家而言，这场交易的售后体验是毁灭性的。陈江带回家的女孩很快便开始要求各种高消费，还总无缘无故辱骂自己。他找王禀要求更换一个女孩，可换来的这个女孩几乎不做任何家务。直到换到第三个，情况才有所好转——女孩很勤快，陈江一度以为找到了合适的人。然而，9月20日，她突然失踪了。
湖南人老李为有听力障碍的儿子支付了同样的18.8万元，购入了一名缅甸女子。这笔交易起初看起来物有所值，但9月5日，“儿媳”突然不见了。老李四处打听，终于通过“儿媳”的朋友联系上了她。视频那头，女孩哭得伤心，说是想回老李家，但他们（中介）不让她回，还扣下了她的钱。老李提出去接她，对方又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的具体位置。
老李到相关部门求助，得到的答复是，“找婚介解决，我们没办法，这属于民事纠纷”。律师的说法是，“这份协议本身就是违法的，因为涉及偷渡人员，想要立案非常困难。”
直到此时，老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这场所谓的“跨国婚恋”，背后是一个远比想象中更严密的骗局。王禀实控的那家婚姻介绍有限公司，表面上是合规经营的婚介机构，实则疑似组织跨国骗婚的据点。知情者透露，王禀等人内部分工明确——有人负责从缅甸组织女子偷渡进入中国境内；有人专门在周边地区招揽客户；还有人在镇上负责接应、安置这些偷渡而来的缅甸女子。每一批运送的缅甸女子多达数十人，“定价”分为18.8万和20.8万两档。
通常过半年左右，中介就会安排这些女子以“逃跑”的方式离开买家，再转介绍给下一家，形成一个完整的“诈骗闭环”。村民们知道王禀院子里的秘密。那是一个“商品中转仓”——一批批外籍女孩被运来，又被一辆辆外地牌照的汽车提走。她们根本不是真的想结婚，而是来“上班”的。抵达浏阳后，女孩们会被统一培训：包括如何与男方及其家人相处、如何在半年内“制造矛盾”，让男方主动提出换人；如果男方不主动退人钱坛子，就寻找机会偷偷逃跑。
她们的手机通常被中介严格控制，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，就算能成功逃跑，也会被中介的人接走，再安排给下一个客户。每一次“成交”，她们只能拿到少量提成，大部分利润被中介团伙截留。有的女孩甚至被“转手”过三次。
任何交易的背后都有一条完整的供应链。江西上饶余干县的“毛总”就活跃在这条供应链上。余干县玉亭镇的街巷，似乎总被挥之不去的潮湿空气笼罩着。在这里，“娶媳妇”是许多单身男人压在心头数年的巨石，也成了他们最容易被击中的软肋。因此，当“媒人”带着“越南新娘”出现时，他们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。
2023年初，老汤为侄子李刚的婚事愁得夜不能寐。偶然一次，他听说有人能介绍“越南新娘”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老汤找到了在当地“跨国婚姻”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毛总。毛总当即表示，有一个越南女子愿意嫁给李刚，但需支付7万元媒人费和礼金。考虑到老汤家并不优渥的经济状况，毛总爽快地说，可以先支付4万元，剩余款项后续补齐。
2023年1月10日，老汤见到了那个越南女子。女孩乖巧的模样，让老汤彻底放下戒备。他当场通过转账加现金的方式，支付了4万元。侄子则高高兴兴地把女子接回了家。可这份喜悦仅仅维持了4天。1月14日，女孩像是人间蒸发了。
惊慌失措的老汤第一时间联系毛总。对方一会儿说，“可能出去买东西了，过会儿就回来”；一会儿又辩解，“或许是不习惯家里的生活，暂时出去散心了”。直到多次联系无果，想要追回钱款时，老汤才猛然意识到，自己和侄子都成了这场骗局的受害者。
直到2023年8月8日，毛总因涉嫌诈骗罪被上饶市侦查机关刑事拘留后，有关骗局的更多细节才得以查清。这场看似偶然的“逃婚”背后，隐藏着一个分工明确、运作成熟的犯罪团伙。毛总掌控着骗局的每个关键环节。他一边负责联系越南籍女子，为市场寻找“稳定货源”；一边深入当地单身男子家庭，挖掘有潜力的买家。
为了让骗局显得真实可信，他还特意租用他人住所，伪装成越南女子的固定生活场所，专门用于和男方“洽谈婚事”、让男方“考察情况”，用精心营造的“家”的假象打消对方疑虑。同时，他需要精准把控见面、谈价、收钱、逃跑每一步的节奏，确保“生意”顺利推进。
何光在团伙中扮演“中间人”的角色，主要负责对接一个叫朱生的男人，让其在骗婚过程中充当“保证人”，增强男方的信任感。每当男方与越南女子“谈妥婚事”后，朱生就会主动上前，与之签订“担保书”，白纸黑字地承诺“越南女子在一年内不会逃跑”，有些时候甚至会夸大其词，保证“女子能顺利生育”。
而被当作货源的越南女性，更像是这场骗局中的“工具人”——她们需要按照毛总等人的安排，学习简单的中文，练习温顺的神态，在与男方见面时表现得乖巧懂事，营造出“愿意踏实过日子”的假象。拿到钱款后，再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，寻找机会悄悄溜走。
作为这条供应链上最底层、最脆弱的一环，许多人并非自愿，而是被暴力和贫困推进了这场交易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指出，许多缅甸女性是在逃离战乱时，被以“中国有高薪工作”为诱饵的熟人拐骗。她们被许诺在工厂工作，然而一旦跨越边境，便被没收证件，被迫进入跨国婚姻市场。
尽管毛总这条供应链已经被司法机关摧毁，所有相关人员均被判刑，但市场需求仍然旺盛。这意味着，新的供应链很快就会在别处重建，依然会有买家前仆后继。
26岁的陕西人李伟就是被父母推入这个市场的。作为家中长子，大专毕业后，他进入江苏一家工厂工作。他不想太早步入婚姻，但父母不同意，每次电话中，总是督促他赶紧找对象，快点儿结婚。多方打听后，父母听说附近有村民通过一个姓牟的中介，花十几万元寻到了老挝媳妇。这个“成功案例”，让他们相信这是一条高性价比的捷径。
架不住父母软磨硬泡，李伟同意了。2024年10月15日前后，他和四五名同乡一起办了签证，远赴老挝“挑货”。出发前，牟老板承诺，“去了就能挑，只要看中，就办手续带回来”。同时，他要求李伟预先支付了17万元，理由是钱坛子，怕他们“到了那边又不想要了”。
抵达老挝后，牟老板很快带李伟见了三个女孩。尽管中介承诺会带她们去做体检，但李伟坚持亲自陪同前往。正是这个决定，让他的第一次寻妻之旅戛然而止——体检报告显示，三个女孩中，两人患有梅毒，一人患有艾滋病。震惊与恐惧交织，李伟立刻拒绝了这桩交易。
第一次寻妻失败，李伟本想就此打住，可中介劝他“再试一次，肯定能找到合适的”。于是2025年1月，他再次前往老挝。这次，牟老板为他介绍了一个号称20岁的女孩。李伟觉得女孩性格不错，彼此用翻译软件也聊得来，便同意带她回中国。可从老挝海关入境时，海关检查发现，女孩实际年龄只有16岁。最终，女孩因年龄问题被遣返，李伟只身回到中国。
回国后，他找牟老板讨要费用，可后者态度恶劣起来。“他的说法是，女孩已经介绍给我了，是我自己没带回来，跟他没关系。还说钱都给女孩家当彩礼、买黄金花掉了。”实际上，家人支付的17万元中，只有5万元被当作彩礼给了女孩家，剩下全被中介拿走。此外，他自己还花了几万块给女孩买金项链、金手链、金戒指，前后总花费近20万元。
同去的几名同乡，也多是人财两空。一位29岁的同乡本已将老挝女孩带回中国，并在国内领了结婚证。但之后，他带女孩体检时，后者被诊断患有二期梅毒。他只得将她送回老挝。这段短暂的跨国婚姻也随之终结。另一位同乡虽成功将女孩带回，日子却过得提心吊胆。“那些女孩不愿意在家待着，整天到处玩，也不干活，随时可能跑掉。”
在湖南岳阳，有知情人透露，他同学为儿子买回外籍妻子后，不得不24小时日夜看守，以防她逃跑。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的婚姻毫无根基，不可能牢固，可事已至此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
李伟和他的同乡们，至少见到了“商品”本身。而在跨国婚介的链条上，还有更深的陷阱——它们瞄准的是那些在国内婚恋市场已被彻底“清仓出局”，从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男性。37岁的湖南人李凡就是其中之一。
“我身高1米59。”李凡反复提及这个数字。他年入20万，但在相亲市场上，身高是无法弥补的硬伤。为了成家，他尝试过各种办法：给婚姻介绍所充卡、跑遍各地参加相亲活动、在社交软件上主动打招呼，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真正把他逼到绝境的，是父母以死相逼。2024年，父母给李凡打了一通视频电话。屏幕那头，赫然摆着一瓶农药，老人说，“你再不结婚，我们就喝农药。”
李凡慌了神，“当时就想着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先把婚结了再说。”这份慌乱，让他掉进了老乡阿鹏设下的圈套。阿鹏与李凡同村，曾通过一个叫“蒋总”的人找过老挝媳妇。李凡也听说，附近村里有人娶了东南亚妻子，“她们像是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，抢着干活，淳朴又勤劳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”。
他据此认定老挝女人“都能过踏实日子”。阿鹏将李凡介绍给了身在老挝的蒋总，他说“蒋很靠谱，帮100多个中国人找到了老挝媳妇”。2024年11月1日，在阿鹏的安排下，李凡去了老挝。出发前，阿鹏帮他办了旅游签证，说是“专门用来找媳妇的签证”。到了老挝，李凡见到了蒋总。对方自称1962年出生，“退休工人，有房有车”，还给他画了个大饼，“我帮你找个靠谱的老挝女孩，办手续、提亲、体检一条龙服务，保证你能把人带回中国。”
可到了约定的见面时间，蒋总没把人带来，只是给李凡看了几张照片，以“需要时间物色”为由，让他先回国等消息。李凡相信了。到了2024年12月18日，蒋总通知他，可以再来老挝了。这一次，两人谈妥了“找媳妇”的总费用和付款节点。蒋总以“老挝换币汇率高，现金换钱更划算”为由，拒绝了李凡微信、支付宝转账的提议，要求他用现金付款。
李凡当场支付了2.3万元人民币。蒋总说，这是“办事费”，后续还有体检、提亲的费用。他再次拍着胸脯保证，“过完年就能让你带媳妇回家。”2025年1月，蒋总那边传来“好消息”，说是找到了合适的女孩，但需要先付体检费、提亲彩礼和办护照和签证的钱。于是从1月6日到22日，李凡通过蒋总提供的他人微信收款码，陆续转了7.5万元；还按要求买了一部iPhone手机和一些女装、鞋子，花了1.1万元——蒋总说这些是给女孩的“见面礼”，对方肯定会满意。
1月23日，李凡第三次动身前往老挝。可到了昆明，蒋总突然变卦，说是“女孩签证没办好，我再给你找一个”。等他抵达老挝，蒋总还是不让见人，只说“再等等”。李凡意识到不对劲，提出退款。这一要求彻底激怒了蒋总。两人在老挝吵了起来。李凡记得，蒋总两个很年轻的老挝老婆突然打开衣柜，给他看里面的一把手枪。李凡当场服软，同意再等等，其实是想找机会逃跑。
在酒店住了几天后，他偷偷联系上给酒店送货的老挝人，花钱请对方帮忙买机票、安排路线。1月26日凌晨4点半，在老挝人的护送下，他终于逃离老挝。蒋总的骚扰并未因李凡的拒绝而停止。见骗不到更多钱，他声称又物色到一个新的女孩，只是“有点阴道炎，治疗几天就行”。李凡再次明确拒绝后，蒋总拉黑了他。然而事情没有就此结束——当李凡在网上发视频曝光此事后，收到了匿名死亡威胁，“赶紧撤视频，不然在老挝花几万块找个杀手弄死你。”
这场失败的寻妻，让李凡和家人的关系降至冰点。父母因为他没结成婚，说他没出息，连个老婆都讨不到，不仅拉黑了他，还闹到村委会，说要和他断绝关系。回到工作所在地成都后，李凡以“被诈骗”为由报了案。2025年4月24日，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。除此之外，李凡还去老挝报了案。可当地的办案经历让他触目惊心。李凡透露，第一次去当地警察局报案时，他被索要7000元人民币，他付了款，但警察根本没把案件录入系统；第二次再去，又花了600万老挝币（约合2000元人民币），提供相关证据后案件才被立案，但至今没有结果。
但他觉得从另一方面看，自己还算幸运，“在老挝，只要没见到女孩真人，就还有机会报案。要是真把女孩带回中国，就算涉及人口贩卖，买卖同罪，我也得被判刑。”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相关规定，除了拐卖妇女要被判刑外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，也要“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”。上官正义的微博私信中，最近总能收到很多买家的留言。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敢报警，毕竟报警对他们来说，可能付出更大代价。
这个代价，王芳体会得无比真切。2019年冬天，她的弟弟王博因“买媳妇”被警方抓获，后期又被判了刑。“我爸到死都没释怀，他一辈子在工地上搬砖攒下的钱，一夜之间就没了，一家人的日子直接回到了解放前。”悲剧的根源，是王博在当地婚姻市场中的艰难处境——他25岁，身高1.6米，沉默寡言，初中肄业后便四处打工。在河南乡下，这样的条件想娶个本地媳妇，几乎是奢望。
“那时候正常结婚，光彩礼加上买房买车，没有四五十万根本拿不下来。”王芳记得，父母四处托人说媒，但女方一听王博的条件，立马拒绝。转机出现在2018年6月。有人说，南阳唐河县的中介仝进才手里有“外国媳妇”，只要花钱就能带回家，还能保证一年不跑。王家人动了心。
最终，王家人凑齐了11.9万元现金。其中包括王芳父母在建筑工地搬砖攒下的积蓄，有王芳多年打工的存款，还有向亲戚借来的外债。从众多外籍女性中，他们挑中了一个柬埔寨籍女孩。王家人给她取了个昵称，叫“小云”。
“她个子小小的，看着挺机灵，柬埔寨身份证上写着年龄19岁。”王芳记得，当时中介还签了一份“保一年不跑”的协议。那段时间，王博每天下班后，都会带她去镇上买零食；母亲刘梅不让她干重活，洗衣做饭都尽量自己包揽。为了让小云安心留下，王家按照当地习俗办了酒席，请村里的亲戚邻居见证这场“婚事”。
然而，这场交易终究还是出了问题。2018年12月22日，王博和刘梅因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，被社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。三天后（12月25日），两人被取保候审返回家中。但他们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依旧和小云共同生活。小云不会中文，只能靠手势和零星词语交流，王博也完全听不懂柬埔寨语。“他们俩住一间房，每天就靠手机翻译软件说说话。”王芳回忆，起初小云还会主动和家人互动，但后来渐渐沉默下去，经常独自对着手机发呆。
王家人没太在意，只当她是想家。直到2019年初，王芳发现小云经常躲在角落里跟人视频，说着听不懂的话。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她开始频繁地向王博要钱，以“买东西”为由，拿走了家里的一些财物。2019年4月的一个清晨，刘梅发现小云的房间已空无一人——她失踪了。王博发疯似的在村里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
王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混乱。王博的父亲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，2020年元旦去世。王芳说，父亲离开时，还拉着她的手问，那11.9万能不能要回来，弟弟以后该怎么办。2020年8月17日，社旗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：王博、刘梅均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缓刑一年。
此案并非孤例。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，至少有12份涉及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”的判决书中，提到了唐河县中介仝进才的名字。从他手里“买外籍老婆”的人，涉及南阳社旗县以及驻马店泌阳县等地。其中，泌阳县一名田姓男子2017年从仝进才手里“买”了一名外籍女子，后来司法机关介入时，这名外籍女子表示“自愿继续留在当地共同生活”，算是少数“未跑”的案例之一。
但大多数人没这么“幸运”。王芳记得，村里其他通过中介买外籍妇女的人家，“有的生了孩子就跑了，有的没待多久就不见了，有的还像我们家一样，落了个家破人亡。”在这些故事里，男方往往觉得自己人财两空，是最大的受害者。但显然，这是一个残酷的视角错位：无论在判决书里，还是学术论文的统计中，“受害者”这一身份，都明确地指向被物化、被交易的妇女。所谓的“买卖同罪”，意味着从交易达成那一刻起，他们作为买方便已是共犯。
“其实很多人也知道这是违法的，甚至预感到可能会被骗，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去尝试，结果往往人财两空。”在上官正义看来，要真正治理这一问题，关键在基层。“乡镇和村级组织应当承担起主要责任，无论是买卖双方、诈骗行为，还是藏匿涉案人员，都应纳入日常治理。对那些知情不报，甚至参与介绍或包庇的乡村干部，也应该依法追究责任。”
缓刑期结束后，王博去了外地打工。他至今单身，也很少再提当年的事。而远在陕西的李伟，至今无法从那场失败的交易中走出来。牟老板依旧活跃，他老婆是老挝人，这成了他源源不断“带货”的便利通道。“直到现在，他还隔三差五以探亲为由，带着几个想找老婆的小伙子去老挝。”
11月中旬钱坛子，牟老板又在微信群发布了数个老挝女孩的照片，称“需要找老婆联系我”。新的交易，又将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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